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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守信的憤懣與斯坦頓的憤怒

  發布時間:2011-09-05 11:18:32


    石守信與斯坦頓都經歷了政權的變革,都與自己的上司發生了沖突,但他們面對沖突的態度并不相同:石守信接受皇帝的“建議”離京赴任天平軍節度使;斯坦頓以法為據,拒絕辭職。

    在類似的政治旋渦中,北宋初期名將石守信與美國19世紀60年代的陸軍部長斯坦頓(Edwin M. Stanton)采用了不同的周旋策略。結果,石守信笑了,卻笑得無可奈何;斯坦頓火了,但火得理直氣壯。石守信與斯坦頓這對形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人物,其“同病”而無需“相憐”的政治生涯,卻足以激發我們將兩者進行一番對比的沖動。

    石守信(928—984年)為北宋王朝的建立與鞏固立下過顯赫的戰功。在公元960年的陳橋兵變中,石守信是擁立趙匡胤為帝的重要策動者之一;此后,這位趙匡胤的“義社十兄弟”又先后鎮壓了李筠、李重進在太原、揚州發動的反對趙匡胤稱帝的軍事行動。然而,這位手握重兵、能力超群的戰將卻令宋朝的開國之君“終夕未嘗安枕而臥”——畢竟趙匡胤正是由此角色成為皇帝的。為消除石守信輩對新生趙宋政權的威脅,趙匡胤在宰相趙普等人的籌劃下于建隆二年七月初九晚(961年)策動了所謂的“杯酒釋兵權”。在觥籌交錯的餐桌上,佯裝醉意的趙匡胤道出了這些將軍們令自己夜不能寐的憂慮。趁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將領手足無措之際,趙匡胤說道:“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貝穩?,石守信稱病交出兵權,到鄆州養老去了。

    斯坦頓是林肯總統任命,且在林肯遇刺身亡后仍然任職的美國陸軍部長。不同于石守信和趙匡胤之間微妙的猜忌,斯坦頓與繼任總統約翰遜進行了公開的斗爭。地位舉足輕重的斯坦頓與國會一道反對總統的南部重建方案。有鑒于此,約翰遜總統雖則有意將這個政府中的“叛徒”剔除出去,卻受制于當時的法律:《官員任期法》規定,非經參議院同意,總統不得解除任何民選官員的職務。為實現自己的目標,約翰遜訴諸于《軍隊指揮法》,該法規定“國務卿、財政部長、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內務部長、郵電部長以及司法部長,在任命他們的總統的任期內應各司其職……”沒有親自任命斯坦頓陸軍部長職務的約翰遜借此于1867年8月5日給后者寫了一封“要求”其辭職的信,但憤怒的斯坦頓卻作出了令人振聾發聵的答復:“……我可以自豪地說,正是人民對高級官員的看法使我相信自己應該繼續留任陸軍部部長的職位。它讓我在下屆國會召開會議之前不得辭去這個職務?!彼淙輝己慚紛鈧斬昧巳舾燒?、法律手段將斯坦頓從政府中攆了出去并控制了軍權,但這些做法卻險些使他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被彈劾的總統。

    石守信與斯坦頓都經歷了政權的變革,都與自己的上司發生了沖突,但他們面對沖突的態度并不相同:石守信接受皇帝的“建議”離京赴任天平軍節度使;斯坦頓以法為據,拒絕辭職。平心而論,一個為新王朝的締造、鞏固立下汗馬功勞的人,在新政權運行不久后就被排除在核心權力圈之外,石守信之“憤懣”可想而知。但綜觀中國歷史,石守信這種憤懣地接受皇帝“建議”的做法卻未必不是明智之舉;畢竟,歷史上“敵國破,謀臣亡”的例子不勝枚舉。斯坦頓同樣是一個熟諳權變的將軍,他深知總統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奈何不了自己,從而堂而皇之地與總統唱起了對臺戲,并聲言自己的權力來源于人民。一方面,斯坦頓拒不辭職的做法有效地迫使總統約翰遜重新審視其南部重建方案,另一方面,此舉還為多數美國人民評判不同的南部重建方案提供了充分的資料和時間。斯坦頓的憤怒不夠明智,但卻合法!石守信與斯坦頓采取的不同策略,反映出他們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石守信的憤懣與斯坦頓的憤怒背后,隱藏著不同的權力運行機制。在中國幾千年的政治體制中,皇帝(君主)的意志一直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集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權于一身的皇帝(君主)之意志得到滿足,是大多數人避免禍患的重要條件——這是石守信的邏輯。順理可及,即便石守信生活在與斯坦頓同期的中國清朝同治年間,由于我國的政治體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其政治命運也不會有太大改觀。相形之下,法律制度在斯坦頓生活的美國早已成為規制國家權力運行的最重要力量。美國的開國元勛們于1787年(清朝乾隆年間)就在費城制定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憲法,以調整聯邦與各州、聯邦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權力運行。美國各層面的政治權力運行都逐漸被納入公開、透明的法律程序之中;而以約束公權力為重要價值目標的法治也成為美國人治理國家的重要理念。

    石守信的憤懣與斯坦頓的憤怒還有著不同的目標。石守信憤懣地“辭職”讓皇帝感到高興;在個人好惡即可主宰國家政治走向的體制中,臣民及各種制度設計的終極目標在于滿足主宰者的個人意志;主宰者明確的、很多情況下甚至是陰晦的意思表示就成為臣民的行動指南。因此,皇帝的意志就成為絕對的“法律”。斯坦頓憤怒地拒不辭職是為了讓人民感到滿意。人民的意志得到充分彰顯是人民感到滿意的條件,而法律作為人民的“公意”得到實施即可彰顯人民的意志。這也正是斯坦頓維護法律尊嚴,聲言自己代表了人民意志的根本原因。按照“有人歡喜有人憂”的邏輯,一個人最大限度的開心往往是以多數人最大限度的郁悶為代價的。專制與民主的政治體制對此問題采取了兩種不同的制度設計理念。

    2000多年前,古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闡釋了“法治”優于一人之治的理由。他認為法律因其反映多數人意志而具有審慎的美德,這種美德是一人以獨斷的個人意志治理城邦所不具有的。在法治理念已獲廣泛認同的當代,不同國家和地區以怎樣的手段實現法治成為重要的課題。1999年,“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被寫入我國憲法,日前結束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更是宣布“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這個反映了人民意志的法律體系意味著我國已經具備了建設法治國家的制度條件。然而,在一個“長官意志”有著悠久傳統的國家要真正地實現法治,堅決地貫徹實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國人面臨的任務還異常艱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若在現實生活中得到較好實施,我國公民的幸福感以及國家的軟實力都必將會有一個跨越式的飛躍?。ū疚惱浴度嗣穹ㄔ罕ā?,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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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處: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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