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 手機客戶端

 

對富士康“未成年實習生事件”的法律思考

  發布時間:2011-09-05 11:02:33


    5月12日,南方周末B版刊登了《“倒賣”學生工——富士康“團購” 職技校批發》一文,引起廣泛關注,掀起富士康使用未成年學生工和職業技校倒賣學生的討論熱潮。報道稱,這些從技校來“實習”的學生,工作強度、工作時間、加班時間,以及和工廠所簽的用工合同,與社會招工的工人,無任何區別。唯一的區別也許在于:他們要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或多或少的一筆費用給學校,名曰“實習管理費”,并且,他們不少人還是16歲左右的未成年人,剛入校不久即被安排進企業實習。一些學生幾乎已成為“職業實習生”,很多企業以其為主要勞動力。

    工廠、政府、學生工,三方都從目前的模式下“獲益”:工廠解決了用工短缺,政府解決了引資項目,學生“補貼了家用”。各地政府對此亦是趨之若鶩,紛紛下發文件,要求各學校動員、組織學生到富士康進行頂崗實習。于是,在各種紅頭文件下,這些職技校學生的命運,便被忽略了;學校的做法也與其被賦予的職責大相徑庭。

    市場自由理念下,我們不能對企業的運作和經營活動橫加指責,但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我們不禁要問:這些企業和職技校的此種做法,是否合法?如果是,雖然可能有失公正但也無傷大雅;如果不是,法律為何聽之任之?如果是因為無相關規定,我們的法律應該如何規范呢?

    學生補貼家用的現實需求、企業追求利潤的本性、綁架教育資源的指責以及政府數字政績毒樹之果的論斷,均非問題的根本所在。在一個崇尚法制的社會里,理性的做法,還是從法制的角度,解讀這一“倒賣學生”事件。

    “未成年實習生”權益?;へ叫胂喙胤芍貧裙└?/p>

    曹明睿

    企業追求經濟效益,政府追求工作實績,學校追求良好聲譽和勞務輸出,從表面上看,富士康招聘在校學生實習的做法,確實實現了“一舉三得”,各方的利益均得到了實現。然而在整個招聘過程中,企業與權力相勾結,無視實習學生的切實利益,而一味采取大包大攬的做法,不但是對現代法治的一種破壞,更有損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的長治久安。該做法于情于理于法都是不恰當的,涉嫌違法用工,應當及時得到制止與糾正。

    首先,該行為剝奪了實習學生這一勞務主體的自由意志。勞動權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民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和權利。由于勞動權是公民對自己勞動力的支配和處分的權利,其對勞動權的自由行使應當得到他人和社會的充分尊重,因而公民進行勞動決策的過程中不應當受到他方的非法干涉。作為學校一方,自然有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的權利,而這一權利的行使應當以尊重學生的自主選擇和有利于學生的能力培養和長期發展為前提。然而在實踐中,帶有一定公益色彩的、為企業實現社會責任的“校企合作”模式,卻早在雙方的利益勾結中變了味兒:學校為了從企業一方獲得額外的回扣,從學生實習的收入中獲得一部分的“管理費”,不惜以“不實習不發畢業證”緊緊相逼,而不管學生的實習工作是否與自己的所學專業相關,學生的勞動權益是否受到侵害,學校教書育人、為社會輸送優秀人才的意識早就在這場金錢交易中消失殆盡。

    其次,該行為也是政府和企業進行權錢交易,政府實施權力尋租的結果。企業試圖通過各種方法降低其購買勞動力支付的相關成本,大型企業的入住對地方的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雙方利益的契合性,加上我國普遍存在法制意識的薄弱和權力觀念的錯位,就使得應以社會公共服務為本旨的公權力機關,將其權力擅自讓位、服務于少數大經濟實體的私利。毫無疑問,政府產生于民意,也應當始終服務于民意,經濟上的發展固然重要,若其實現是以損害公民基本權利為代價,社會的穩定便失去了根基,經濟的發展也就失去了應有的積極意義。

    富士康大量招用在校實習生,不僅在招聘過程中三方的行為缺乏相應的理論支撐,同時,在校生在具體的實習過程中,富士康的一系列行為是否存在合理性和合法性,都值得我們進行法律上的進一步思考。筆者認為,富士康作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實體,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顧忌到其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其行為的違法性體現在:

    其一,富士康沒有嚴格在校實習生和正常用工之間的區別,違反了法律的相關規定。由于在校生的校外實習是被計算在學習的周期之內的,是為了獲得實踐經驗,而不是為企業謀取經濟利益,因而以任何名義為由的強制性加班都是沒有合理依據的。不少地方根據在校生特有的生理和心理等特點,都對其實習的時間進行了限制,例如,廣東省相關的實施條例中即規定,學生的周實習時間不得超過40小時。除此之外,在工作強度等方面,也沒有對實習生和勞動者實行區別對待,對前者應該予以特殊?;?。

    其二,學生在實習期間,與企業之間形成的并非勞動關系,企業并無為其購買社會保險的義務,一旦實習生的生命權和健康權受到損害,企業和學校之間相互推諉,往往使學生的權益無法得到及時救濟;即使有一方愿意承擔責任,通常也會由于力量的懸殊和對訴訟成本、敗訴風險等因素的考量,而使學生喪失與對方討價還價的能力,而被迫“私了”,無法得到到合法的、充分的補償和賠償。

    富士康“13連跳”事件的發生,向我們昭示了其在?;だ投吆戲ㄈㄒ姹;し矯嫻娜筆Ш筒蛔?;不久之后,富士康即大范圍地向高校、技校等學校招收實習生,奇怪的是,上述事件好像并沒有對其招聘在校生的工作形成阻礙,個別地方政府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反而“急企業之所急,想企業之所想”,予以積極回應,甚至將招收的比例或數量列入政府的紅頭文件,作為政績的重要衡量標準,成為企業利益的代言人。其角色的錯位迫切需要有關部門予以糾偏,使其回到正常的社會公共服務的軌道上來,能夠不負公眾所托,踐行社會正義。

    我國于2007年頒布了《勞動合同法》,成為勞動者進行權利維護的有效武器。然而其針對的只是簽訂勞動合同的勞動者,尚無法適用于在校生實習這一特殊主體。而隨著我國科學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在校實習生正成為勞動主體中一個重要群體并逐漸發展壯大,并且由于學生容易受到來自學校和企業的雙重限制,其勞動權的易損性更為明顯,法律需求更為迫切,亟須制定有關法律予以規制。(作者系鄭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未成年實習生”合法權益?;だЬ誠碌姆ㄖ緯雎?/p>

    程善磊

    當前,國家推行校企合作旨在實現“校企雙贏”,但是由于校企間利益的摻雜驅動、學生工立法的漏洞、地方政府的監管缺位,學生工特別是那些未成年實習生更多的是“被實習”或美其名曰“被勤工儉學”。這就使得大量現成好馴服的廉價學生工在成為企業勞動力的同時,其合法權益也容易陷入被侵蝕的困境之中。

    對此,筆者認為,應該在法治框架下通過以下幾點來實現對學生工特別是“未成年實習生”合法權益的?;?。

    一是應在立法上明確在校實習生也可以與實習單位建立臨時勞動關系,進而適用勞動法調整。目前,在我國現行法律中雖然沒有明確的規定,司法實踐中,也傾向于認為學生工實際上是法律意義上的在?!笆迪吧?,其身份仍屬學生,非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者,其實習行為并不被視為就業,未與實習單位建立勞動關系,不屬于勞動法的調整范圍。但是,筆者認為,在根本法層面,我國《憲法》已明確規定包括學生工在內的公民均享有勞動的權利,并且《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四條對不適用勞動法調整的范圍進行了列舉,且不包括在校的實習生。如果學生工因其學生的身份而不受勞動法調整和?;さ幕?,那么實習單位就無須與學生工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也無需為學生工繳納社保,一旦遇到工傷或勞動爭議的時候,就只能走復雜漫長的民事渠道,而無法向勞動部門求助。在某種程度上也會縱容一些企業以“招收學生實習生”的名義,規避法律規定,達到不繳納社保費用、不支付或少支付加班工資、剝削廉價勞動力的剩余價值從而一味追求企業利潤之不法目的。

    二是企業應該遵規守法承擔起應盡的社會責任?!疤熘?,利而不害?!逼笠刀匝げ扇 巴菊兄蠢?,淡季揮之即去”的方式,無疑緩解了“用工荒”。但是企業在享受政策便利、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還應該切實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嚴格遵守教育部、財政部制定的《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辦法》等有關規定,本著雙方自愿的原則,提供專業對口的實習崗位,確保學生工真正做到理論學習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并且提供合理的實習報酬和必要的安全保障。

    三是學校應加強自律。職業學校在收取學生學費并獲得國家財政撥款的條件下,應切實履行教書育人的職責,而不是打著給學生提供“勤工儉學”的幌子去急功近利的“倒賣”學生,讓職業教育變味兒,進而成為給企業提供廉價勞動力的“中介公司”。特別是在校企合作的模式下,學校對于學生實習更應該全程負起責任。在實習前應該詳細了解學生的工作環境,普及安全知識;實習期間,應派駐老師作為實習生的領隊,連同企業一起對學生工進行深入的人文關懷,讓學生在思想上、心理上對企業產生認同感、公平感、安全感和成就感,從而有利于提升學生工的“實習功效”。

    四是政府應擺正自己位置。曾見報載,個別省份教育廳以及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廳下文,要求省內各職業學校要組織、動員學生前往富士康進行頂崗實習。在各種紅頭文件的作用下,很多專業不對口不該來富士康的也都被送到富士康了。而去年出臺的《教育部辦公廳關于應對企業技工荒進一步做好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工作的通知》已明確規定:“不得安排學生在風險較大、非本專業對口行業或者其他不適宜學生的崗位頂崗實習?!閉荒芪俗非驡DP政績而忽略了政府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筆者認為,政府的相關職能部門應該加強對使用學生實習企業的監管;監督企業嚴格落實《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辦法》等有關規定;監督企業給實習生提供安全的實習環境和人身保障。同時,加強對職業學校的監管,對借實習之名牟取中介費等的學校予以嚴懲,并強化學生的法律意識和自我?;ひ饈兜鵲?。(作者單位:范縣法院)  

    “被強迫”的學生工出路何在

    常 琴

    隨著國家對職業教育的重視,教育部2006年頒發的《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賦予了“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合法性。目前,從中央到地方,政府、職業技校、用工單位對學生實習的推進可謂不遺余力,為此還催生了一個名詞“學生工”。但現實中,卻出現了“諸如富士康團購、職業技校批發學生工”等現象,那么“被倒賣”的學生工“被強迫”究竟是一個偶發的特殊事件,還是對現行法律制度的拷問?

    一、學生工的尷尬身份:學生抑或勞動工

    學生工,其實就是我們法律上所說的實習生,是以學生的身份進入用人單位做工的一群特殊人員。那么,這些實習的學生是否與法律意義上的“勞動者”享有一樣的勞動權益和保障呢?根據我國《勞動法》和《關于貫徹執行〈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在校生利用業余時間勤工儉學,不視為就業,未建立勞動關系,可以不簽訂勞動合同。由此學生工不受《勞動法》?;?,學生工和實習單位之間發生的爭議不能作為勞動爭議處理,如果出現工傷等問題,則是通過民事糾紛的渠道解決。而《民法》對被雇傭者的保障遠不及《勞動法》,且追訴的程序也更為復雜和漫長。

    二、學生工“被強迫”的背景:學校、用工單位的趨之若鶩抑或法律的不健全

    據勞動部門近期檢查,一家世界500強企業的子公司,聘用的職業技校實習生多達1200多名,占所有員工的50%左右。這種以“實習”的名義大量使用廉價的學生工,在生產旺季可以從容應對用工荒,在生產淡季則可以靈活地結束實習期遣走學生工。這些學生工進入實習單位后,勞動?;ぷ純霾?,勞動時間超長,加班現象非常普遍,同時加班工資缺乏保障,工傷索賠難,法律存在的空白和政策規定的執行懈怠,導致了學生工“被強迫”的隱患越來越多?!按蜃毆ぱЫ岷掀旌諾氖迪?,既做不到專業對口,也談不上促進學業,更沒有因為他們學生工的身份而為其提供合法的勞動?;ず捅U?,這種學習經歷對于他們的職業發展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幫助?!閉庖殘硎嵌匝ぁ氨磺科取鋇淖詈米⑹桶?。

    三、現階段被強迫的“學生工”出路在何方

    1.加強學生工相關法律法規教育,提高學生工的自我維權意識,使其本身不再 “被強迫”。面對法律不完善的一面,學校更應該加強學生對相關《勞動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的學習,增強學生在實習期間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讓學生工盡可能了解市場的運作規則,明晰《勞動法》等相關的法律條文的規定,以便在與用工單位發生糾葛時有法可依。

    2.加大政府監管力度,使 “被強迫”無處藏匿。由政府結合本地實際,切實加強政府對職業技校和用工單位的調控與監管力度。由相關的職能部門清查并禁止學校和企業以實習之名,迫使學生行打工之實:杜絕利用學生工,收取實習管理費的行為;杜絕利用廉價勞動力,為企業增加利潤的行為,并規定學校、學生與用人單位簽訂實習保障協議,并報相關職能部門備案。在實習協議中應當對實習期間的學生管理、法律責任承擔進行明確約定,同時實習內容應當與學生的教學要求一致,為學生工提供安全的實習環境以及基本保障。

    3.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加大對“被強迫”的救濟力度。 “有權利必有救濟”是現代法治國家的基本原則。目前,我國還沒有正式出臺有關學生實習期間合法權益維護的法律法規,這是制約學生工實習期間合法權益受損卻無法有效維護的重要瓶頸。因此,學校、用工單位和社會保障部門,以及相關法律部門應該根據實際情況,盡快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并使之盡快完善,使實習期間的學生工的權益保障問題有法可依,加大對學生工維權的救濟力度。(作者單位:泌陽縣法院)  

    保障實習學生合法權益加強政府監管是關鍵

    范紅愛

    富士康使用學生工事件,表面上來看,是 “工廠解決了用工短缺,政府解決了引資項目,學生補貼了家用”的三贏的選擇,但是實際上卻存在著諸多的法律問題。

    首先,富士康使用未成年的學生從事與普通工人完全相同的勞動,違反了《未成年人?;しā?、《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辦法》。

    未成年人因其人生觀、世界觀尚未完全形成,從心理上處于從無知到有知、從不成熟到成熟的轉變時期,身體和心理都還比較脆弱,容易受到外界的誘惑和傷害,因而我國《未成年人?;しā范暈闖贍耆擻霉ぷ雋俗毆娑ǎ骸叭魏巫櫓蛘吒鋈瞬壞謎杏夢綽芩甑奈闖贍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招用已滿十六周歲未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的,應當執行國家在工種、勞動時間、勞動強度和?;ご朧┑確矯嫻墓娑?,不得安排其從事過重、有毒、有害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勞動或者危險作業?!薄噸械戎耙笛Q迪骯芾戇旆ā飯娑ā安壞冒才叛刻於ジ謔迪俺?個小時”。富士康從職技校招來的“實習生”,還都是在校讀書、尚未畢業的學生,多數是未成年人,富士康本應嚴格按照《未成年人?;しā?、《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辦法》的規定執行,但其卻讓這些未成年的學生從事與社會招工工人相同的勞動,相同的工作強度、相同的勞動時間和加班時間,是嚴重的違法行為。

    其次,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對富士康的違法用工情況不主動履行監管職責,是一種失職和不作為。

    政府為解決引資項目,幫助工廠解決用工短缺問題,主動下發文件,要求各職技校動員、組織學生自愿到富士康進行頂崗實習,本無可厚非,但政府不可以僅僅將學生依紅頭文件安排到工廠實習后就不再承擔監督和管理的責任,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應當對學生進廠工作后的勞動情況進行實地調查,嚴格監督,主動履行管理職責?!段闖贍耆吮;しā返諏頌醵哉喙刂澳懿棵諾姆ǘㄖ霸鸞辛斯娑ǎ骸胺欠ㄕ杏夢綽芩甑奈闖贍耆?,或者招用已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從事過重、有毒、有害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勞動或者危險作業的,由勞動保障部門責令改正,處以???;情節嚴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吊銷營業執照?!倍愿皇靠檔奈シㄓ霉で榭?,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充耳不聞、聞而不問、問而不究,怠于行使政府管理職能,是造成當今很多企業紛紛效仿,與職技校聯手“倒賣”學生工這一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三,建議擴大行政不作為司法救濟的范圍。

    《未成年人?;しā?、《職業教育法》、《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對未成年人用工?;?、學生實習期間的工作時間、勞動報酬等都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對企業違法使用學生工行為也規定了嚴格的處罰辦法。有了好的制度,執行就成了關鍵。因而,政府相關職能部門能否嚴格的對企業用工行為進行監督和管理才是問題的關鍵。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對行政不作為的受案范圍僅僅局限于具體行政行為中的侵犯個人權益的行政不作為和依申請的行政不作為,而不包括依職權的行政不作為。筆者認為,我國應進一步擴大行政訴訟行政不作為司法救濟的范圍,將政府職能部門不依法履行監督管理職責納入行政不作為的可訴范圍,規定任何與實習學生利益有關的公民都有權無障礙的對該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以確保實習學生在完善的法律?;は驢故迪盎疃?,使我國職技校學生進企業實習工作步入良性循環軌道。(作者單位:新鄉衛濱區法院)  

責任編輯:14    

文章出處:240    


 

 

關閉窗口

{ganrao}